之前讀了井手誠之輔的《東亞世界中阿彌陀畫像之諸相》，當中最後提到，日本佛教美術受神道教和與之融合產生的本地垂跡說影響，而中國佛教美術也受到了作為中國原生宗教的道教產生的影響。他在此舉例了宋明時期的兩幅〈涅槃圖〉，提到元代以降佛教往生淨土與道教不老長生概念的融合，到了明代的時候，〈涅槃圖〉中出現了各種道教元素，神仙如掌管壽命的壽老，動物如鳳凰和仙鶴。本篇隨筆便是由此啓發，查找了更多相關資料後而進行的書寫。
同樣是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產生互動，佛教在中日兩地與本土宗教的互動模式存在著差別。佛教在東漢末期剛傳入中國時相對於道教處於弱勢地位，故而是依附道教而存在。人們將佛教和道教混為一談，如漢明帝永平八年（65年）詔中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漢桓帝於延熹九年（166年）“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將佛陀、黃帝、老子、東王公、西王母一起祭祀；或者用道家道教概念來理解佛教，如將佛教的“涅槃”粗略地等同於道教的“升天”。體現在美術上，就是佛教藝術中出現道教圖案，如北涼石塔上出現了八卦七星等道教圖案，彌勒與基座所刻的八卦“艮”的符號上下相對，艮卦代表的東北是“萬物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暗示了彌勒所代表的未來，這就是用本土道教來解釋佛教教義。隨後道教由於黃巾起義和張魯割據的失敗受到打擊，而佛教則日漸脫離了對道教的依附。同時，受佛教造像的刺激和影響道教也出現了造像類型的藝術。而後兩教相互影響，就像明代〈涅槃圖〉出現道教的壽老一樣，明代水陸法會圖中出現的神祇有很多中國本土才有，如先天后土聖母、五嶽四瀆等，這些是道教與佛教共通的一些神祇。
相比中國，佛教在日本與神道教的互動則不同於此。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相比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卻是理論體系更加完備，更加成熟。因此佛教在最初傳入之初就對日本這個文明產生了壓迫感，遭到了排佛派的強烈排拒。而後在佛教接觸神道教的過程中，也是較早地就把握了對神道教的主導權，神道教的神相對於佛教的佛處於劣勢，因此認為神仍是為超脫輪迴的眾生這一觀點佔了優勢。神道教內部受佛教滲透很大，神社內部建造附屬於神社的寺院即神宮寺，神宮寺內同時供奉神道教的神與佛教的佛，甚至給神授菩薩號。後來產生的本地垂跡說，也是一開始就是佛本神跡的解釋，認為日本的神是佛或者菩薩的顯化。後來直到室町時代（1336-1573，也就是大概對應中國的明代）才地位扭轉過來，吉田神道的吉田兼俱（1435-1511）提出佛教是“萬法之花果”、儒學是“萬法之枝葉”、神道是“萬法之根系”的“枝葉果實說”，佛教不過是“神道的分化”。而到江戶時代開始進入了神道思想史的大發展時期。
縱觀兩地的佛教與本土宗教互動，可以看出道教由於有道家的理論基礎，因此一開始面對佛教時便未處於弱勢，甚至在最初還有短暫的佛教類似處於道教的附庸的地位的時期。但是或許是由於佛教傳入時道教的發展還處於初步階段，因此很快就在道教遭到了第一次打擊之後兩教就處於了幾乎平等的地位，互相對立或融合，而後有的朝代推崇道教、有的朝代推崇佛教，出現了此消彼長的狀態。而到了現代，儘管中國的漢傳佛教已經經歷了很大的本土化，但在個人觀察中還是相對比道教更為流行的，信眾應也更多。道教則是更多的作為一種文化，融進了各種文藝作品裡，但很多時候人們接觸它衍生出來的文化的時候是意識不到這是來自於道教的。如果佛教晚傳入中國一段時間，道教面對佛教會不會更有優勢？但是沒有佛教的刺激，道教也未必能比較快地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日本方面，神道教由於先天不足，一開始面對佛教時就處於了附庸的地位，並且長期保持著這種弱勢的狀態，但弱勢不代表著滅亡，相反地直到室町江戶時期神道教開始扭轉了自己的附屬地位，進入了大發展的階段，直到現代，體感上至少在文藝作品裡是比日本佛教更加主流的，神社成為了一個很突出的日本的文化符號。兩廂對比，似乎體現了各自的民族性，道教相對於儒家在中國一直是小傳統的地位，而儒家傳統在當今仍然很牢固；而日本則是長期受外來文化交融並最終消化為己所用，相對中國更保持著一種真正的開放狀態。
（此文寫於2023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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